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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程师红利”引领中国下一个十年国运

发布日期:2019-03-24 07:46 来源:未知 点击:

  不过,峰回转的是,三星随即宣布拟在天津投资24亿美元,建设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,打造为海外主要的MLCC生产之一。

  一去一来,有人看到中国劳动力红利消退,发展后颈不足,不看好,有人看到中国工程师红利,转型成功在望,看好。

  所谓工程师红利,是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的工程师人口数量庞大,为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创造有利的人才条件,实现经济高速高质量增长。从定义延伸,工程师红利的,至少要两个条件:

  2.一个国家有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的时机和需求,比如已初步实现工业化,有从低向高迈进的紧迫性。

  本质上,工程师红利是一种智力红利,在经济转型中作用很大,日本就是一个享有工程师红利而成功转型的国家。

  二战后,日本满目疮痍,百废待兴。出于冷战需要,美国扶持日本,同时,朝鲜战争爆发,日本成为美国补给站,经济迅速修复,此后20年,P以年均10%高速增长,到1960年代末,日本的P仅次于美国(不计苏联),人均P突破2,000美元,按照当时世界银行标准(1,000美元),日本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

  高增长后都会遇到瓶颈,日本也不例外。1970年代初,日本工业经济持续收缩、投资占P比重下滑,经济增速回落。同时,人口红利消失、外贸结构单一、增长后遗症、石油危机冲击,转型迫在眉睫。

  为此,日本制定转型战略,出口导向,升级旧产业,大力扶持新产业。此后十年,旧产业占比回落,新兴技术产业,如电子、机械、汽车,占比显著提升,并逐渐成为支柱,日本也逐渐从劳动密集转向技术密集。

  日本是全球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,早在1930年便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,到1965年,平均每10万人就有一所大学。

  1960年,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(在学人数/适龄人口)仅为10.3%,落后美国21.2个百分点,而到1975年,数字增至38.4%,与美国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。同时,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政策重点是优先为经济服务,大量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流入技术领域,加上日本国民的勤勉以及工匠,源源不断地助推经济转型。

  到1980年代,日本P已接近美国一半,并在半导体、电子、工程机械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逼近甚至领先美国,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。

  1984年,日本人均P增至10,984美元,按当时世界银行标准(10,650美元),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,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。

  二战后,坐拥丰富资源和人口红利的阿根廷,经济稳步增长。到1962年,已实现初步工业化,人均P达到1148美元,成为中等收入国家,但同时,发展瓶颈也渐现。

  然而,和日本出口导向不同的是,阿根廷谋求转型,选择的是“进口替代战略”,即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,减少对外依赖。

  这个初心是好的,但要成功,政策、资本、技术、人才等,缺一不可,这些条件,阿根廷并不都具备,尤其是人才,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品,意味着要加大技术投入,工程师人才必不可少。

  然而,生性浪漫的阿根廷人其实十分慵懒,加上当时为讨好实施过度高福利,自然资源出口赚大钱,国民感受不到转型压力,也不愿投入枯燥难懂的技术研发领域。

  同时,阿根廷的高等教育效率也十分低下,尽管1950年代实施招生政策,即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入学,但在国立大学完成学位的学生不足20%,即使私立大学,也只有30%,其中三分之一的国立大学中,有8成的学生自行。

  换言之,阿根廷大部分的所谓大学生,不过是到大学溜达一圈便走了,毕业文凭都没拿不到,更别指望他们会投入到技术、研发领域。

  而更要命的是,由此战略衍生出的对外国商品征高关税的政策,受到外国报复,它们同样对阿根廷出口的资源型产品征高关税,导致阿根廷商品价格暴涨,失去竞争力。出口受阻,赚取外汇的发动机也熄火了。

  内外交困之下,阿根廷却一再作死,为保地位,继续以高福利讨好选民,不惜大印钞票,杀鸡取卵,昏招不断,最后造成严重通胀,经济剧烈波动,民粹,。

  此后数十年,阿根廷的人均P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区间(1,000-12,000美元),难以突破,被称为“中等收入陷阱国家”。

  日本和阿根廷,一个向上,一个向下,固然有天时地利之别,但人和或更重要,所谓成事在天,谋事在人,工程师红利成为它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。

 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转型难题,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史中,被反复证明突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径是,走科技创新之。现在,中国同样处于转型十字口,是如日本依靠科技创新成功突围,还是瞎沦为阿根廷,关乎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。

  毫无疑问,要想突破,走科技创新之已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而要走得通,除了宏观大的因素外,关键还得看我们是否具备工程师红利。

  从1999年大学扩招实施以来,大学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。2000年,中国本科毕业生不足100万,硕士毕业生不足10万,到2017年,数字分别增至近800万和60万。过去10年,中国培养了7,000万本科生和500万研究生,其中有一半是理工类,位居全球首位。

  同时,大量留学人员归国正成为趋势。根据2018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数据,过去40年,中国有519.49万人出国留学,其中313.20万人学成归国,占比为83.73%,比例较5年前增长10%,仅2017年,就有48.09万归国,创历史新高。

  留学人员回归,除了响应国家号召,更重要是国内发展空间大,国家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,以及国内企业的求贤若渴。

  现在,中国的工程师人数已经冠绝全球,人才积累雄厚,而更为有利的条件是,中国的工程师劳动成本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

  以软件工程师为例,美国著名招聘网站glassdoor显示,美国软件工程师平均年薪为104,463美元,月均8,300美元,折合人民币53,000元,而据职友网的数据,中国软件工程师的平均月薪只有9,580元,足足相差5倍之多。

  第二个条件,中国同样具备。经过40年的发展,中国已初步实现工业化,而随着传统劳动力红利的消退,低端制造产业逐渐优势,国家有着强烈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需求。

  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。根据科学权威Nature2017年的评测,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居全球第二,仅落后于美国。而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—— 论文引用率,2017年我国的国际论文引用率较2016年增加29.9%,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。

  中国PCT专利的申请量跃升全球第二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(WIPO)的数据显示,2017年,美、中、日分列PCT专利申请的前三位,申请数量为56,624件、48,882件、48,208件。值得注意的是,2017年美国的增速只有0.1%,中国则高达13.4%。

  中国的部分科技企业已具备世界竞争力。在通信、互联网、高铁、新能源汽车、电子信息等高科技领域,中国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,并诞生一大批像华为、大疆、腾讯、阿里、比亚迪002594股吧)等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企业。

  毫无疑问,中国是具备工程师红利的,这一红利的将帮助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道,引领中国下一个十年。

  说到高科技的发展,名目繁多,莫衷一是。尤其是今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,我们在芯片领域的软肋一览无遗,同时也激起大力发展芯片等尖端科技的呼声。

  首先,制造业是中国立国、强国和富民之根本。过去40年,中国承接大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,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。截止2017年,中国制造业产值占P的比重为30%,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的产业,承担8,000万人口就业,还牵涉到国防安全。

  其次,中国经济急需脱虚向实。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债务驱动,造成基建和地产过度发展,留下巨大债务和金融风险。现在,债务驱动难以为继,要想前进,只能回归实业。

  第三,智能制造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智能制造着力提升生产力,用机器代替人进行生产,不仅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,效率还会十倍提升,得益于此,阿迪达斯造一件T恤只需7秒,特斯拉造一辆车只需17秒。而且,相比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,机器成本却是边际下降的。加上人工智能的,机器犹如装上强大的“人脑”,收放自如。事实上,智能制造已了新一轮工业。

  最后,发展智能制造已成必走一步。随着中国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智能制造的崛起,中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日、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,趋势难挡,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,若不发展智能制造,过去多年的制造业或会付之东流。

  兼具效率和成本优势,智能制造或会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难题的一把金钥匙,国家也深谙此道,在政策、资源上鼎力扶持。

  虽然贸易战让国人愤慨,但事实上美国在芯片等尖端技术上依然无法撼动,且芯片并不是砸钱就能研发出来,背后是长时间的技术积累,与其硬碰,倒不如做自己能做、该做的事。

  现在,中国拥有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,拥有最庞大的产业链,2017年的制造业产值是美国的2.58倍,在全球占比35%。我们未必什么都能研发出,但几乎能制出所有工业品,制造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

  而且,也必须认识到,没有美国提供的芯片,我们很多电子产品其实是做不出来。换言之,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在于应用层面,当然核心研发层面也应该投入,但是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既然核心研发层还没到超越美国的阶段,为何不做好应用层面的事?

  对那些担忧中国经济前景的人,我想说,无需担心,因为我们还有巨大的工程师红利,中国经济依然是星辰大海。中国过去依靠人口红利成就“Made in China”,未来将就会依靠工程师红利成就“Created in China”。

  而对于投资者,我想说,智能制造也是星辰大海。过去数年,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抢风口,大量资本投入到了互联网领域。然而,今年的创业公司的阵亡名单中最多的也是互联网公司。

  实际上,现下互联网的应用主要还停留在消费领域,解决的只是生产关系的问题,而没有解决生产力的问题,只有生产力的提升才能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。况且,随着互联网巨头地位已基本确定,以及流量红利消退,消费互联网风口已经渐渐停歇。

  相反,夹杂着国家转型升级迫切需要,工程师红利持续和立国、强国、富民之本的智能制造,才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,同时也是一个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领域。

  08年金融危机施虐的时候,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问总理默克尔,为何经济受影响较轻,默克尔回答:“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,布莱尔先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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